8月11日正午，顶着烈日，赵亮（化名）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，提交仲裁申请材料。他说他是公司第三拨来申请劳动仲裁的职工。
赵亮是一家在北京、上海等地知名的“互联网＋”餐饮企业的厨师。这家公司拥有一个手机网上平台，消费者可以手机下单选择厨师上门服务。这项“互联网 ”服务新类型受到了京沪等地消费者热捧。2014年12月27日，经同乡群介绍，赵亮来到该企业北京劲松门店工作。
第1天上班，1张入职登记表，1次试菜，月休2天，固定的保底薪酬，“全日制”登记，赵亮入职了。之后又经过了15天的礼仪、菜品培训后，“赵亮们”便开始接单了。公司并未和赵亮签订劳动合同，也没有社会保险。
开始的三四个月，他每月20单左右。如果有订单，就直接准备食材，上门服务；如果没人下单，那他们就要每天早上10点去门店点名签到，下午6点下班。
今年4月前后，公司便开始薪资“改革”，保底薪酬被降了三分之一。
“碰巧那段时间‘爆单’，每天起早贪黑，买了大兜儿小兜儿的菜和调料，挤公交、地铁去客户家做饭。”赵亮如此“卖命”工作，却没有劳动合同的保障，随意被公司降薪。
《工人日报》记者在该公司劲松店外见到了刚下班的厨师刘强（化名）。他告诉记者，他同样没有签劳动合同。当问到公司现在是否点名签到时，小刘说，“没有单的话，每天早上10点店内点名，下午6点下班。”
“降薪的风波还没过去，5月25日，公司让我们签‘合作协议’，约定双方属于‘合作’关系，我们通过公司平台，提升自身知名度。”赵亮告诉记者，公司称“双方不存在任何人身隶属关系，不直接或间接构成劳动关系”。
看完协议，很多厨师都觉得“一直以来都是公司雇我们干活，拿的是工资，是劳动关系，怎么会变成合作呢”。厨师们被告知“如果不签协议，第二天不用上班了。”无奈之下，赵亮被迫签了。然而，“签了之后没两天，公司又让我们重新签了一份，要求把入职时间由今年5月，改到2014年12月。”
7月底，赵亮向公司提出了离职，同时以“无劳动合同和双休、节假日”，申请劳动仲裁。8月11日正午， 摄氏35度的炎夏，离办公时间还有半个小时，仲裁委员会的门外已经人头攒动，焦灼地等待着开门。
8月11日下午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来到了赵亮工作过的劲松门店看到，店内有多位厨师，但当记者问他们是否全职，每天是否点名时，店长张磊（化名）予以否认。张磊说，公司只是一个合作平台，在这儿工作的厨师都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
该公司副总裁石涛（化名）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同样表述，“公司只是合作平台，每一个合作的师傅在公司都是一个品牌。他们来时，公司陆陆续续拿出合作协议让其签订。降薪只是合作关系的转变。”
在石涛看来，厨师们坚决提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补偿的仲裁，存在“讹钱”嫌疑。
美容、洗车、出行服务……《工人日报》记者在京走访调查多家企业发现，不同类型、定位的“互联网＋”公司，对劳动者管理方式各有不同，有些与劳动者签订“合作协议”，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，都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。
劳动仲裁后，企业赔付了辞职员工每人1.5万元“私了”，其劳动关系如何确立，劳动合同究竟该不该签订，仲裁机构并没有给出一个说法——
“互联网＋”，会成为无劳动合同“灾区”吗？
专家认为，如不承认“＋”的内容包含企业责任，让员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
提到“互联网＋”，都市人应该不陌生，上门清洗家电、做饭、美甲、出行……用户只需要手指轻轻一点，服务就能来到自己身边。当前，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在经历着“互联网 ”的改造和淬炼。
《工人日报》记者采访专业人士获悉，所谓“互联网＋”，即互联网“＋”传统行业,也就是说一些传统行业在互联网方式转变下有了新型经营模式。
在“互联网＋”企业服务带来便捷的同时，“赵亮”们的劳动问题随之而来，作为服务企业，“赵亮”们显然是其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源。那么，他们是否是“互联网 ”企业的雇员，尤其是一些企业对他们采取了打卡考核管理制度，按月发放薪酬等等管理措施后，已经几乎满足劳动关系认定的条件。
另外，他们显然不是“暂时性、辅助性、临时性”的“三性”劳务派遣岗位，既然如此，那是不是应该签订劳动合同，认定劳动关系？
记者在京走访调查多家“互联网 ”公司发现，尽管不同类型、不同定位，对劳动者管理方式各有不同，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，都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。
劳动者每人1.5万元“私了”
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调查发现，美甲、出行服务等一些行业，劳动者每天不用点名、签到，工作时间自由支配，甚至可以管理自己的App后台，开启或关闭自己的接单服务。然而，诸如部分洗车、餐饮、家电清洗等行业，则有单上门，无单坐班打卡等单。 “我们不用坐班，但公司要求必须要‘溜街’。”某洗车公司的王师傅告诉记者。
至于劳动者薪酬的发放，也方式不同。多数公司在招募劳动者时，会给予一定的基本补贴。但是公司随意调整薪资的现象不在少数。在某美甲公司工作的甘小姐说，“我们刚来的时候，公司是有一定的基本补贴的，现在就没有了。”
通过初步调查，记者发现诸如洗车、美甲、出行服务等“互联网＋”公司，其与劳动者签署的只是“合作协议”，而非包含薪酬、用工时长、社会保险等条款的“劳动合同”。
而针对“赵亮们”的劳动合同争议，记者几度欲采访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，对方仅仅解释，劳动争议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，其无法告知孰是孰非。
《工人日报》记者打听了解到，“赵亮们”第一拨劳动仲裁的结果是，公司赔付了辞职员工每人1.5万元“私了”。其劳动关系如何确立，劳动合同究竟该不该签订，劳动仲裁机构并没有给出一个说法。
“＋”的内容应包含企业责任
“‘互联网＋’类企业的劳动管理，目前属于法律空白的状态。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丽君认为，这些公司一味强调自己是牵线搭桥的平台公司，只签订其所谓的“合作协议”，不承认“＋”的内容包含企业责任，让员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。
陈丽君介绍，公司不承认劳动者是其雇员，既不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，也不负责培训及一系列纠纷后的连带责任等。看上去“互联网＋”公司似乎提高了效率，建立了桥梁，帮助提供服务者找到了客户。但其回避企业责任的行为，也使得顾客和雇员都处于不利地位。一旦发生纠纷，客户和劳动者权益都很难得到保障。
同样，在北京京国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淮杨律师看来，“互联网＋”作为一种新型的劳动运作模式，目前对其存在法律的监管缺位。“公司募集资本并垫付给员工，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‘劳务费’，和劳动者也没有建立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关系。但是，一旦存在签到、打卡等行为，则可以理解其与公司建立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关系。”
那么，“互联网＋”类公司究竟要不要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呢？大面积如此，“互联网 ”会不会成为无劳动合同的“灾区”呢？
对此，刘淮杨认为，“如果‘互联网＋’企业是自己招募劳动者、自己日常管理、自己发放薪酬。这种情况下，建议应该签订劳动合同，缴纳社会保险，这样对劳动者和企业长远发展都有好处。”
针对此类劳动纠纷问题，陈丽君建议完善相关“互联网＋”公司劳动监管。她认为，可以成立专门的“互联网 ”特殊的行业组织，并建议劳动者加入工会，当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时，利用组织的力量帮助解决问题。
赵亮感慨，“以后找工作，一定要首先向公司要求签订劳动合同。”
